弗里德曼喜歡舉例說明政府監(jiān)管帶來的壞處往往多于好處，從而在意識形態(tài)上扭轉(zhuǎn)自由派(liberal)的不利局面。他最喜歡舉的一個例子是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(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, FDA)，其監(jiān)管政策經(jīng)常導(dǎo)致拯救生命的藥物遲遲不能面世。弗里德曼問道，“FDA標榜其批準的一個新藥每年能拯救一萬人的生命。但有多少人因為FDA沒能早一年允許該藥上市而死去?”

弗里德曼支持毒品合法化(這讓右翼思想的支持者大感意外)，尤其為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結(jié)束美國征兵制度的過程中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聲音而感到自豪。有些人批評弗里德曼贊成軍隊的傭兵化，對此弗里德曼反唇相譏：“如果你們一定要把自愿當兵的人稱為‘傭兵’，那我就可以將那些被你們強制征兵入伍的人稱為‘奴隸’。”

順便說一句，弗里德曼極少發(fā)怒，即使在與對手激烈辯論，把對方批得體無完膚時，他也幾乎永遠面帶微笑。人們常說，幾十年來在芝加哥大學乃至放眼整個世界，唯一能在辯論中擊敗弗里德曼的人，就是他摯愛的妻子及合著者羅斯-弗里德曼(Rose Friedman)。

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數(shù)精力放在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選擇權(quán)上，他發(fā)起的“弗里德曼教育選擇基金會”(Friedman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Choice)就致力于此。他經(jīng)常痛惜一件事情：“我們允許幾乎每個行業(yè)都開放市場、鼓勵競爭，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權(quán)，唯獨遺漏了一個可能是最重要的領(lǐng)域：教育。”

國會的共和黨人提出通過加稅來解決政府的財政赤字，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。我想提醒他們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：“增加稅收永遠無法減少財政赤字，政府會花掉收上來的每一分錢，并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。”

毫無疑問，由于弗里德曼思想的長盛不衰，左翼陣營試圖將弗里德曼及其自由貿(mào)易、低稅收和放松監(jiān)管等原則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掛上鉤。經(jīng)濟學家約瑟夫·斯蒂格利茨(Joseph Stiglitz)指責以弗里德曼為首的“芝加哥學院派要承擔責任，因為其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理論基礎(chǔ)，認為市場能夠自我調(diào)節(jié)，政府最好是無為而治。”占領(lǐng)華爾街運動(Occupy Wall Street)的示威者經(jīng)常穿一件T恤，上面寫著“米爾頓·弗里德曼：全球痛苦的傲慢之父”(Proud Father of Global Misery)。

但事實恰恰相反：弗里德曼反對21世紀頭十年美國政府大肆擴張的財政政策，他厭惡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利美(Fannie Mae)和房地美(Freddie Mac)這樣的政府影子企業(yè)。

哈佛大學(Harvard)的安德魯·施萊弗(Andrei Shleifer)近期在《經(jīng)濟文獻雜志》(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)發(fā)表了一篇紀念弗里德曼的文章，將1980-2005年稱為“米爾頓?弗里德曼時代”(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)，這個時代“見證了人類卓越非凡的進步，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場的經(jīng)濟政策，生活水準大幅提高，平均壽命、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，絕對貧困有所減少。”

對自由市場的再發(fā)現(xiàn)把兩億多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?，F(xiàn)在，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蹌步入另一場經(jīng)濟衰退，各國領(lǐng)袖需要緊急行動起來，重新認可弗里德曼的價值所在。

我記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，我曾在舊金山舉辦的一次半年晚宴中問過他：我們該做些什么，才能讓美國的前景更美好?“要做三件事。”弗里德曼馬上答道，“促進自由貿(mào)易、增強所有孩子的教育選擇權(quán)、削減政府支出。”

那要削減多少呢?“越多越好。”弗里德曼如是說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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